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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明清鄱阳湖区水域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4月15日,厦门大学汗青系刘诗古助理传授的新书《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座谈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南光楼举行。座谈会由汗青系赖国栋副传授主持,来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汗青系、人类学 ...
pinglibeyond
2019-4-28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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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厦门大学汗青系刘诗古助理传授的新书《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座谈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南光楼举行。座谈会由汗青系赖国栋副传授主持,来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汗青系、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林枫、朱圣明、佳雄伟、杜树海、陈瑶、刘婷玉、梁心、王炳文、邱士杰、陈遥等十余位师生就本书的资料、题目与路径等方面睁开了讨论。下面择要对本次座谈会的内容稍作梳理。

刘诗古起首发言,他对该书的研究缘起、思索路径及重要题目举行了阐明。他坦言,由于早期的学术练习重要会合在20世纪中国史,以是刚开始转入明清中国史研究的时间,一度感到渺茫,找不到研究的切入点。不外他并未因此犹豫不前,而是决定从底子资料的搜集入手,在2012年3月硕士结业之后就立刻前去鄱阳湖地域举行旷野调研。


在正式进入博士造就阶段之前,他就在导师曹树基传授的资助下,在鄱阳湖地域发现了大量的渔民汗青文书,开端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通过与本地村民的反复沟通和协商,村民们相继同意派出代表携带家属文书到上海,交由上海交通大学汗青系地方文献研究中央,举行救济性修复。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将这批渔民汗青文书整理出书的假想,不但得到了湖区村民的积极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村民们正式的出书授权。尔后,文书整理项目又得到了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书基金的资助,并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图书。颠末六年多时间的扫描、编目、缮写和校对等整理工作,《鄱阳湖区文书》(共十册)于2018年5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书社正式出书。

曹树基主编,刘诗古、刘啸编:《鄱阳湖区文书》(十册),2018年


在整理、缮写和阅读这批湖区文书的过程中,他以系列递进的题目为导向,以文书相对会合的湖区东岸五个渔民聚落——康郎山、莲湖、长山、沙塘和邹家嘴为重要旷野点,围绕鄱阳湖“水面权”的得到、转让与掩护,开始对湖区人群的定居汗青、渔课制度的创建与演变、湖池水面简直权过程、渔业捕捞的准入机制、水面权的分化与转让、捕捞纠纷的调解与审理、捕捞秩序的层累与演进以及本地水域社会的管理等紧张议题,举行了翔实讨论与过细分析。在2015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他又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汗青系举行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对博士论文举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美满。


接着,他围绕“水面权”这一焦点概念,睁开了对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研究脉络的论述。他指出,对于一项地区研究而言,汗青地理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底子工作。以是,对鄱阳湖的形成及其汗青演变的梳理,构成了本书首章的内容。陪同着彭蠡泽的南侵与鄱阳南湖的形成,人们与该水域的互动日渐增多,渔业成为湖区大众一样平常生产运动的紧张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势豪之家开始占据湖面,并形成了肯定的渔业捕捞惯习。为了明了水面确权的汗青过程,本书接着讨论了湖边人群关于自身定居汗青的表述。在他们的表述中,除“优先占据”的因素外,还涉及到制度层面,即明初举行的湖池“闸办”。因此,本书接着对明代河泊所和渔课制度的创建及其演变睁开讨论。


在讨论了“入湖权”题目之后,本书转入对水面权的转让与掩护的分析。由于水面的特别性,共管、轮值、股份制成为了水面管理的重要方式。但在现实管理中,水面依然面对着一系列的权利转让、分割与掩护的题目。在此过程中,水域社会渐渐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订定的本地水域捕捞允许证所规定的诸要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套规约的陈迹。因此,本书接着讨论了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捕捞规则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资源、产权与秩序》的内容与布局(刘诗古绘)


末了,他还提到,在研究了鄱阳湖区社会秩序形成与演变之后,他开始对处于水陆之间的船埠社会举行观察,以期对船埠的工作人群、贸易商业的发展、船埠产权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船埠管理与社会秩序等题目有更清楚的熟悉。别的,他也开始追寻其他渔民群体的线索,动手对运动于中国南边本地水域、以鸬鹚捕鱼为业的活动渔民睁开讨论。

新书座谈会现场(洪钰琳摄)


接着,陈瑶从资料、方法、理论与题目等方面临本书举行了批评。她以为,本书从资料、方法到理论都值得研究者学习和鉴戒。刘诗古能在大量旷野观察的底子上,发现如许一批大规模、成体系的渔民汗青文书,黑白常荣幸的。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进而出书,使之可以或许为学界所用,是这项研究的紧张贡献之一。在方法上,本书从汗青地理出发,进而讨论了生存模式、社会人群、产权制度等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议题,具有团体史的取向。而且,本书通过对每一个汗青概念的深挖,从其时本地的视角举行阐释,构建起了水域社会发展的清楚脉络,又表现了微观史的方法。在理论方面,陈春声老师曾指出,良好的汗青学研究,应该给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带来影响,而本书正是如许的一项运用经济学理论明白地区社会,同时又以详细的史料和史实回馈经济学理论自己的研究结果。


而在题目方面,她表现,本身关注的重要是从事水上运输的内河船户,以是在找资料、思索题目时经常会想,本地水域社会一样平常在社会经济发展阶序中处于比力落伍的位置,在贸易网络、资源积聚、制度创新等方面都很难成为具有引领性的前沿社群。因此,我们在研究时每每会碰到如许的题目:研究对象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该怎样摆放?怎样通过相识“落伍”的社会人群,推进我们对于大汗青大概专门范畴的进一步明白?详细来说,鄱阳湖区水域社会的研究可以或许在多大水平上反映大汗青的历程?水面产权与地皮产权的形成和分化又有何区别?


刘诗古坦言,从地区社会史研究来答复大汗青的题目,确实黑白常大的挑衅。固然我们说水域和陆地有很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否造成了产权制度的差别?本书在“入湖权”架构下思索水面管理的家属化题目,但家属内部的环境又应怎样区分?这些题目都必要下沉到一个更微观的层面来观察。他提到,近来正试图通过创建康郎山袁、王两个家属所藏文书的数据库,来发掘人群间的关系网络,这大概能为这些题目的解答提供一些线索。别的,晚清民国以致开国后,鄱阳湖区仍旧纷争不停,出现出波浪式的发展。因此,他预备在更加丰富的档案质料的支持下,继承探究20世纪鄱阳湖区社会秩序的演进。


随后,刘婷玉偏重批评了本书关于渔课的讨论和明代渔课与河泊所的关系。她指出,从商税研究来看,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不可替换意义的资料和分析。对于明史学者而言,以往看到方志中关于渔课的内容,仅有渔课两字,接着是一串数字,从未想到背后有这么复杂的内在。假如不做旷野,这是绝对不大概想象的。详细到渔课自己,以往研究经常以为明代天子不是特殊器重商税和渔课这类杂税,但从渔课册的数字来看,有些已经凌驾了一些县的赋税总额,这远远超出我们从前的想象。她也指出,从渔课册来看,渔课更倾向于军户、卫所如许一个体系;但到了明中后期,它又列入了州县的赋税。那么,这中心毕竟履历了怎样的演变?我们应怎样明白卫所、州县、河泊所等机构在征收渔课上的职能?


接着,她引用《皇明经世文编》中关于宸濠之乱的记述“宸濠举事,用费浩荡……谋为聚财,招纳奸人,投献田产,强占官湖,依势贩卖私盐、胡椒、苏木等货”来阐明卫所武官在宸濠之乱中强占了原属于河泊所的官湖。因此,她以为,早期的河泊所大概属于卫所体系,大概有肯定的职能交织;而在鄱阳湖如许一个军事重地,部署云云大量的河泊所而非卫所,则很大概表明河泊所负担了卫所的职能。


刘诗古回应称,这确实黑白常值得思索的题目,固然明代后期有少数几份文献提及军户承纳渔课,而后军户又将湖池转卖给其他家属的征象,但如今仍不太确定,这中心是否有一个卫所控湖到民间控湖的过程。别的,明代后期的资料表现,渔课固然早期由河泊所征收,但后期则为官府代庖,而河泊所自己的官员又每每出自州县。因此,对于卫所、州县、河泊所等机构在征收渔课上的关系,仍有待发掘新的资料。

崇祯二年(1629)五月饶州府柴棚所课户胡文户丁立卖湖契


佳雄伟从题目意识、个案研究的意义与质料使用等方面举行了批评。他指出,本书在题目意识、理论代价和质料拓展方面,都具有肯定的方法论树模意义。起首,若将视角转向“水域史研究的资料、题目和路径”这一宏观题目,他以为另有一些题目值得进一步思索。比方,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一个典范湖区的资源、产权与社会秩序的观察,但是这一案例研究到底在多大意义上为水域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化的思绪?由于水域可以是江、河、湖、海、泉等差别形态,它们都存在资源、产权和社会秩序题目,本书也试图去做范例化的思索,但似乎并没有睁开。因此,在水域社会的资源使用、产权形态和社会秩序等特质层面,到底可以或许抽离出怎样的水域史研究路径,很值得进一步讨论。


其次,在对情况要素的处置惩罚上,与当下很多情况史的研究重要将情况作为配景来处置惩罚的方式差别,本书将情况深入到社会要素的变革中去思索情况与社会的关系。比方,作者通过观察渺水期、枯水期等水情况变革与资源关系、产权秩序的变革,很好地把情况诸要素与水域社会布局有机联合起来举行思索,这是现在情况史研究最值得提倡的研究方式。复次,在个案的研究上,他发起可以继承追寻鸬鹚这一特别生态对象,这将有助于立体地明白鄱阳湖区社会秩序的演变。别的,他也讨论了渔课册中有关渔课数字的意义题目。他以清代汉水流域灌溉亩数纪录为例,指出这些鱼课册中的数字题目很大概并非其时本地鱼课环境的现实反映,而只是为了某种目标而生产出来的。


刘诗古以为,确如佳老师所言,本书试图从鄱阳湖的讨论中,提出一些更一样平常性的题目。看看这些题目是否能在江、河、湖,海以致西北沟渠如许一些空间中得到扩展,是否能通过在体系的资料整理、旷野和讨论得到全面的讨论和突破。而在情况史与社会史要素的联合上,本书也实验着通过湖区季候性经济布局的变迁,来观察水域社会的特质。对于本书第132页的渔课数量,由于资料限定,仍未找到符合的、可做比对的数字。但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个数字照旧相对可靠的。


王炳文联合西北水利观察的履历和敦煌文书中的水利文献举行了批评。他以为,从西北来讲,越干旱的地方,水越紧张,因而关于北方水资源的研究更多关注水的分配题目。在敦煌文书中,就有一篇沙洲地域行水用水章程,讲的是唐代的水资源使用方式。在这里,出现了唐代闻名的分水自下始的用水规则。而对水利的讨论,敦煌学研究者探究最早且最多的是渠头、漕头的题目。但对渠头、漕头而言,他们并未以为分水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权利,相反,他们以为这是必要轮值的差事。总之,与本书探究地区社会对水面利用、分配进而形成民间秩序差别,中古史学者在水利研究上更多关注的是赋役题目。


刘诗古表现,与唐代相比,明清鄱阳湖区的秩序演变动多反映了水面怎样从赋役酿成权利诉求。但对于这种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势或关键点触发下产生的,以致人们争相拿出赋税税单来证实水面权的归属的题目,仍需进一步探究。而且,近来吴才茂也提到,乾隆从前的左券非常少,乾隆以后的左券爆炸性发展。刘婷玉以为,就生齿史而言,这很大概是由于乾隆年间地皮承载力到达了极限。这一点,大概可从族谱纪录的家属生齿增长数据中发现证据。


杜树海重要从权利的形成与演变的视角举行了批评。他指出,与传统的地皮社会相比力,湖区的产权并不像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明白的产权,占据地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乃至可以在上面建房子;而水面的权利,人们可以去那边捕鱼作业,但其他权利似乎是不可见的,大概说是没有的。以是人们更多的是围绕怎样利用工具、怎样捕捞作业等方面来构建权利秩序。他进一步指出,从其在广西的研究可以显着感觉到,边沿地域很大概是中国汗青的活化石。从化石的切片来看,权利的形成必要一系列的国家制度来支持,如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左券制度等等,正式在一系列制度相互共同下,本地开始了从没有权利到权利秩序渐渐成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紧张的就是,个体的人有没有权利?这是一个紧张标记,它阐明个人上了国家的“名单”。在广西,一开始是由土司把握,背面就落实到了个人;在中原地域,则是既有团体产权,又有个人产权。因此,是否可以或许从个人、团体与国家的角度,来对地区社会的产权秩序举行比力性的研究?


刘诗古表现,鄱阳湖区团体控产局面的出现,是与湖面的范围广阔、界限不清,而湖面作业具有很大的风险,没有任何个人有本领控制湖面进而从事渔业捕捞,他们只能依赖家属的气力的实际密切相干的。而为了维护家属的长处,他们形成了一套构造框架。固然没有充足的质料供本书讨论,但现在的质料表明,水面是通过家属来管控的。更详细地说,是通过家属内部的各个房派来把握。不但水面有从无主到有主的过程,湖区草洲的发展也有如许一个过程。而探究这些权利的分别情况,也是很紧张的题目。杜树海以为,我们应该回到傅衣凌老师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布局,更团体地明白千差万别的社会布局。刘诗古回应称,从地皮到水域再到高原草场,差别的情况不但促使各具特色的社会布局的天生,也在差别水平上影响着其发展历程。对此,杜树海表现,应从地皮、水域权利秩序出发来明白本地的团体社会。


朱圣明偏重批评了水面权的得到与水域社会的概念。他起首指出,本书以为水面权得到重要有两个依据,一是人群定居史即谁先到了这个地方,二是明初的渔课制度与闸办制度。但他以为,这两个依据更是像用来掩护水面权的,很大概是背面产生纠纷的时间,拿出来维护本身的权利的依据。而对于早期人群与水面权的关系,本书则更倾向于信赖族谱中所叙述的先人影象。其次,他指出,本书所说的湖区的人群是属于水上人群,照旧陆上人群,大概说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是说,水域社会能在多大水平上离开陆地社会而存在?作为独立概念的水上社会大概说水上人群,是否可以或许建立?


刘诗古回应称,本书在发掘族谱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对于先人影象的叙述确着实很大水平上有建构的身分,但族谱也确实反映了在明代的制度层面有一个湖池闸办的历程,以是其叙述具有公道身分。关于早期人群与湖面的关系,现在受限于资料,无法对从鄡阳撤县到唐宋时期的鄱阳湖变迁状态睁开讨论。另一方面,本书利用水域社会的概念,重要是从湖区人群的生存模式来考量的,他们在水里讨生存,从捕鱼、运输、割草等生产运动。因此,以水来界定如许一个社会,并不是说他们是一个水上人群,而究竟上,他们也无法脱离陆地而生存。


对此,林枫增补指出,居于海边的渔民无法脱离陆地而生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渔民最关心的,实在不是渔获物,而是仅有的小块地皮上所生产的粮食。因此,只要是可以或许开垦的地方,险些都被用来莳植粮食作物。而且,纵然是完全居于水上的疍民,也无法离开陆地而生存,他们照旧要定期拿渔获物与陆地住民互换粮食。别的,对于鄱阳湖区是否大概存在一个专门的市场的题目。她亦指出,以每月开集6次计,整年有集72次,每年2000余石的渔课总额,均匀到每个月仅20余石,远未到达专门市场的规模。


梁心重要关注文书的生存、水面权的性子和渔民的一样平常生存史。她以为,在1949年湖泊收归国有之后,这批文书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它的用处又在那里呢?刘诗古指出,固然开国后的湖区收归国有,否定了底权,但依然认可湖区渔民对水面的利用权。因此,人们在转让湖面利用权的时间,每每会出现诸多纠纷。20世纪50年代的渔政档案就表现出,险些天天湖区都在上演各种捕捞纠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地水域捕捞允许证制度创建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但直至本日,湖区文书依然是办理这些纠纷的紧张根据。


她亦指出,水面权的性子大概与傅衣凌老师所提出的“公”的概念相似。刘诗古表现,固然在开国后明白了村团体的捕捞范围,但这很难说是一个明白的凭据。由于水面的界限难以分别,很轻易发生越界捕捞的事变。对此,梁心进一步指出,与地皮差别的是,水域、草场的生产、生存具有较大得活动性,而且两者均在1949年以后才被国有化。因此,除与地皮比力外,大概还可以将水域与草场做一比力,看看渔民的计谋与牧民的计谋是否具有相似或相异之处。刘诗古表现,水域与草场之间确实有比力研究的代价。自2016年起,他开始进入藏区,搜集草场文献,准备在草场与水域之间举行比力。


别的,她还提到,固然书中所利用的质料是有纠纷的时间产生的,但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比力正常的湖区生产、生存状态。假如从人群自身来看,渔民的一样平常生存毕竟是怎样一个状态?对此,刘诗古谈及先前在旷野中发现的一位曾担当村支书的渔民长达四十余年的日志(现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大概将有助于我们明白湖区渔民的一样平常生存。


赖国栋则对书中所利用文学性质料在多大水平上表明汗青真相持保存态度。他以为,文人书生们的誊写很大水平上是在抒发情绪,其与汗青上的真实大概存在间隔。刘诗古表现,对文学性质料的处置惩罚确实很棘手。固然文学性质料在肯定水平上存在假造身分,但在文人所写的游记等纪实性质料照旧相对可靠的。不外,在利用过程中,仍需斟酌考量,持审慎的态度。


汗青系博士生张金林对于水域社会的性子提出了疑问。他指出,从水域社会的纠纷重出不穷来看,它是否可以或许像山区社会等边沿性社会那样,具有较强的自身秩序?大概说它只是出于某两种秩序的过渡状态,游离于两种社会之间?对于民间秩序与国家权利的关系,他提到,民间之以是存在一套规则、秩序,是否是由于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停没有将这些权利收回,照旧说这套规则、秩序自己就是国家授权的产物?刘诗古表现,本书所指的水域社会,是基于生存模式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挑衅与陆地社会差别;民间秩序的形成负担了国家的功能,它的天生与国家的缺位不无关系。


硕士生曾基展对湖区船只题目举行了追问。他指出,船只是渔民最紧张的生产工具的船只,那么,它们是怎样生产的?由谁制造?对此,陈瑶指出,邱澎生老师关于重庆船只的研究具有相称的参考意义。朱圣明也提到,在里耶秦简中也发现与造船相干的简牍。不外,陈瑶也提到,木船尤其是渔民船只的制造并未像想象中那么难。


本科生郑梅婷提到,在本书的叙述中,渔民的形象是比力含糊的。那么,在渔民内部有没有分化?有没有阶级?有没有形成秩序?渔民在多大水平上从事渔业?对此,梁心指出,本日的渔民与传统的渔民是不一样的,费孝通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的渔民是兼有农夫性子的渔民。刘诗古提到,渔民内部确是有分化的,但关于渔民的详细形象,另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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